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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悦读】郝莉:穿越世纪的尘埃,回望智者的光芒——读笛卡尔《谈谈方法》有感

来源:教务处    日期:2014/4/29 8:46:00    点击数:6161

 

大凡学理工科的人听说笛卡尔,都是从解析几何开始的。我便是如此。记得中学时先学习的是立体几何,在圆锥、圆柱和正方体中挣扎许久之后,刚刚接触解析几何时那种奇妙感觉现在仍然能够体会得到。我一直觉得自己抽象思维强于形象思维,所以发现居然可以用代数的方法来解决几何问题,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笛卡尔自己回忆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敏锐觉察到,表述数知识题的传统方式存在不少缺陷。他抱怨说,几何分析被紧紧束缚在图形的研究上,即便它能锻炼智力,也会让想象力严重衰竭;代数则跳不出某些法则和符号的藩篱,最终成了一门混乱而晦涩的记忆。为了让两门学科变得更清晰、更具一致性,笛卡尔引入了许多至今仍在代数中使用的表示法。是他发明了用x,y和z表示方程中的未知量,用a,b和c表示已知量。是他创立了表示数字的立方和高次幂的标准符号。更重要的是,笛卡尔证明,一切量只要它们之间存在可用数字表达的关系,就可以用几何线条表示出来;而包括曲线在内的几何线条都可以转换成代数表示式。笛卡尔把变数的概念引入了数学,恩格斯指出:“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尔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即成为必要的了。”

尽管笛卡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其在数学发展上所做的贡献,但其实他在物理学、生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颇有建树,更被称为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我开始对笛卡尔真正有些了解,是在最近读了学校主页经典阅读栏目推荐的笛卡尔《谈谈方法》这本书之后。最初开始读这本书,是因为刚刚准备接手学校教务处工作,面临新工作岗位的挑战,深感自己能力的不足,期待也许能从书中学些方法。然而真正开始阅读之后,特别在了解了笛卡尔的生平与时代背景之后,才觉得当初读这本书的初衷实在过于浅薄和功利,而这主要来自我对近代西方哲学史的无知。对西方哲学的最后概念,大约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考研辅导。死记硬背记住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的,而马克思创建的唯物辩证法才是认识世界的正确方法。作为应试教育的直接受害者,当然一时很难理讲解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处的地位。

为了了解笛卡尔的生平与时代背景,我只能暂时放下《谈谈方法》这本书,转而求助于译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笛卡尔》一书。笛卡尔出生于十六世纪末期的法国,那个时代的欧洲,已经从中世纪令人窒息的黑暗中解放出来,处处洋溢着文艺复兴带来的清新气息。然而尽管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经在欧洲的天空出现,工业革命的到来还需要再等待160年,愚昧的阴霾仍然笼罩着欧洲的大地。1600年,笛卡尔4岁的时候,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1633年,当笛卡尔的物理学巨著《世界》即将付印的时候,伽利略因为宣扬地动说而被判刑,这也直接导致了笛卡尔放弃了《世界》的出版。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出来的笛卡尔,从八岁开始,在著名的拉弗莱什公学接受了八年的经院教育。在笛卡尔看来,尽管其早期所接受的数学启蒙对他后来的研究是有所帮助的,然而那种以经院哲学的思路来说明自然界的经院物理学是如此沉闷乏味,让他兴味索然并饱受折磨。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求学生涯的:“我自幼受书本教育。由于听信人家的话,认为读书可以得到明白可靠的常识,懂得一切有益人生的道理,所以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可是等到学完全部课程,按例毕业,取得学者资格的时候,我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因为我发现自己陷于疑惑和谬误的重重包围,觉得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越来越发觉自己的无知。”因而1614年离开学校之后,笛卡尔就决定抛开书本的束缚,“研究世界这本大书,努力取得若干经验”,并且“同时也研究我自己,集中精力在选择我应当遵循的道路。这样做,我觉得取得的成就比不出家门,不离书本大多了。”

笛卡尔倾心于科学,因为他明白科学发明可以帮助生产技术的进步,减轻人类的辛劳。但他不满足于为生产技术而研究科学,而要追究科学的原则。在与经院哲学斗争的过程中,略早于笛卡尔的培根发出了“常识就是力量”的呐喊。与培根一样,笛卡尔试图找出科学的总原则,用来推动全部科学的不断发展。他们认为经院哲学的根本错误关键在于认识方法的不对。经院哲学的方法是以某些宗教信条为根据,依照一系列固定的逻辑公式,如三段式,推出维护宗教的结论。这种推论的错误之处在于,一方面前提是否可靠是从来不管的;即使前提是可靠的,推论的结果也是前提所包含的,不能给人新的常识;并且逻辑公式只涉及形式,与内容无关,得到结论则是脱离实际的废话。与上述方法相对应,经院哲学有三个特点,信仰主义,先验主义和形式主义。培根提出了经验主义来对付先验主义,而笛卡尔提出了理性主义来对付信仰主义。笛卡尔有意采用了一种同时远离经验常识和传统物理学的说明方式,该方式似乎无意与自然物体向人类感官所呈现的表象保持一致。搭建笛卡尔物理学的材料是关于物体的数学事实。笛卡尔创立了一种理论,区分物体真实拥有的本质属性与物体似乎拥有的表象属性,因而也区分以感觉为基础的认知框架和更严格的数学式认知框架,坚信后者能够更加客观地理解物质世界。为了帮助自己理解这样的区分,我试图去找寻并思考一些例子。如果比较一下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会发现它们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认识框架而各有一些很有趣的特点。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依赖于感官认知,具有宏观准确性而缺少微观精确性;西医依赖于各类检查结果,擅长从微观看问题,采用分析法,有微观精确性却有可能欠缺宏观的准确性。而近代以来起源于西方的科学研究,注重模型建立与数据收集,也是建立在数学式认知框架下的。而我最近深感困扰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在科学研究上,国内的研究方法与国外大致相同,很多领域的研究水平也不分高下,在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上,却与国外区别和差距很大。国内的教学研究,大多仍然从感官认识出发,现状分析缺乏数据支撑,提出的方法缺乏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支撑,结论也缺乏实验结果的支撑。令人欣慰的是,国内主流高校在全面引进美国“全美大学生学习投入性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系统的基础上,开展了NSSE-China调查,从而为以学生学习效果为基础的教学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皇冠新二手机登录地址也参与了该项调查工作,近几年积累的相关数据也期待着更多研究者的整理和挖掘。

笛卡尔认为只有正确地应用才智,才能获得真理。在《谈谈方法》的开篇,他就谈到,“杰出的人才固然能够做出最大的好事,也同样可以做出最大的坏事;行动十分迂缓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比离开正道飞奔的人走在前面很多。”这里所说的才智,也就是良知,指的就是判别真假的理性。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读过的《细读美国大学》一书中引用了一篇谈自由教育的文章。文章中谈到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段往事。在得知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德国居然发明了杀人效率极高的毒气室,以每天1.2万人的速度杀戮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的事情之后,义愤填膺的丘吉尔写道:“这大概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人类所犯下的规模最大,亦最为恐怖的罪行,而且这桩罪行是正常的文明人运用科学的机器来完成的。”书中谈到,当时德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德国人则是教育水准最高的民族,然而无数的高级常识分子,将他们多年寒窗学到的常识用于这项惨绝人寰的工程。正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美国的大学没有将传授常识作为本科教育的唯一宗旨。教育家们认为,本科教育必须贯彻“自由教育”传统的原因在于他们首先要交给学生明辨善恶的能力。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笛卡尔所说的“杰出的人才固然能够做出最大的好事,也同样可以做出最大的坏事”,尽管从紧接其后的话来看他更多强调的是正确方法的重要性。

笛卡尔提出,要立新必须先破旧。他说,“由于大家在长大成人之前当过儿童,对呈现在大家感官面前的事物做过各种各样的判断,而那时大家还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有很多先入的偏见阻碍大家认识真理,因此大家要摆脱这些偏见的束缚,就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事情统统加以怀疑。”旧有观念的消除,可能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想起最近正在读的《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一书中提到的一次测试。20世纪80年代初,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两位物理学家想要知道,一门典型的按照传统强调牛顿运动定律的基础物理课程是否能够改变学生对于运动的看法。他们将试题发给四位不同老师班上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课程之前,对物理世界都有了一套基本的直觉的看法,他们的看法被物理学家称为“亚里士多德和14世纪动量概念的混合物”,而不同于艾萨克·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学期结束后,两位物理学家用同样的卷子再次对学生进行了测试,发现该课程对学生思维方式的改变相当小,甚至许多成绩得A的学生都仍然同意亚里士多德而非牛顿的看法。他们记住了公式,学会了计算正确的数字,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概念,他们仍然用他们学习该课程之前的直觉来说明他们所听到的关于运动的一切。两位科学家想要做进一步地探究,因而走访了几位坚持拒绝牛顿定律的学生,想看看能否说服他们放弃原先的错误理论。他们问学生一些基本的运动问题,这些问题要求学生依靠自己的运动理论来预测一个简单的物理试验中将要发生的情况。学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然后进行实验来验证预测是否正确。当然那些学生根据错误运动理论做出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时物理学家要求学生对他们的观点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差异进行说明。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学生仍然拒绝放弃他们错误的运动观点。相反,这些学生认为他们刚才目击的实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他们头脑中有问题的运动定律,这可能只是一个特殊的状况。两位物理学家在其发表于《美国物理期刊》上的名为《大学物理的最初常识状态》的文章中写到,“通常,学生会坚持错误的信条,即使那些信条跟他们所面对的事实矛盾。”学生往往会进行各种思想活动,来避免对抗和修正引导他们理解物理世界的基本的潜在法则,而让人尤其不安的是,有些这样的学生竟然得到了高分。上述测试的结果尽管可能与美国学生到大学才接受严格的物理训练有关,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出人最初的看法一旦形成其改变是何等的困难。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教授事实”和“传递常识”远不如帮助学生重新构建自己的常识体系重要,而教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帮助他们的思维发生转变。

罗素是这样评价十七世纪的:“几乎所有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纪之间的区别,都得归功于在十七世纪取得最辉煌成就的科学。”笛卡尔无疑是工业革命前十七世纪欧洲夜空中最璀璨耀眼的星星中的一颗。无独有偶,上周五晚听了浙江省社科院吴光先生名为《王阳明亲民思想的现代意义》的讲座之后,突发奇想,不知是否能从王阳明和笛卡尔身上找到一些共同点?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是否都赋予了思维以特殊的使命?王阳明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与笛卡尔“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也就是大家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本来就是人人均等的”两种良知又有哪些异同?是否王阳明所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中国又与笛卡尔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有些许相似?而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与笛卡尔《谈谈方法》中怀疑、分解、排序、考察四条原则是不是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深入阐述上述问题,似乎超越了现阶段我对中国与西方哲学的理解,所以本文也只能到此打住,下阶段我准备把阅读重点放在西方哲学史和中西方哲学比较上。最后我想用自己很喜欢的一首关于笛卡尔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也以此作为对那些人类历史长河里从不曾泯灭的智者们的怀念。


至高的形而上
在时间的拐弯处
你的影子无处不在

 

穿越过世纪的尘埃
因为一种思想你的光芒一路照耀
在人类精神的花园
你是一片长青的叶子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来自哲学的呓语谁的声音如梭
在每一个交叉的路口
智者如此说

编辑概况:

郝莉,教务处处长,教授,博导。1993年、1996年以及2003年分别于天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澳门皇冠844网站获得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无线通信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在该领域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期刊(SCI检索)发表论文20余篇;获美国及中国发明专利授权各1项,申请专利5项,提交3GPP提案2项;累计引导留学生、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数十名。入选教育部优秀人才支撑计划,为四川省杰出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先后主持国家“863”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3项。主研国家973计划项目,教育部创新引智计划项目、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国家自然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十一五重大专项LTE-Advance课题等多个研究项目。赴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从事相关领域合作研究。担任美国IEEE学会成都分部主席,担任多个学术刊物以及国际会议的审稿人。主要研究兴趣包括MIMO检测与预编码、干扰管理与干扰对齐、多址接入与无线资源分配、高移动环境无线通信系统设计等。

编辑:郝莉     责任编辑: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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